韦拔群于1916年初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参加了护国运动。后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到黔军任参谋。在“五四运动”影响下，1920年离开黔军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次年回东兰从事农民 运动，先后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称农民自治会）和“国民自卫军”（后称农民自卫军），指挥农军三打东兰县城，赶跑县知事和团总。1925年初入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东兰继续从事农民 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1926年**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任主任，同年冬加入中国***。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21师师长。1930年11月，红7军主力奉命北上，离开右江根据地，他坚决服从军前委命令，带领百余人留在右江根据地，发动群众，重新组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他一家20余人，包括他的儿子在内的10多位亲人惨遭敌人*害。1932年10月19日，被叛徒*害于广西巴马西山乡香刷洞。 

1908年起，先后在东兰县高等小学堂、庆远府中学堂和桂林法政学堂就读。1914年，因不满广西法政学堂的种种陋习，愤而退学，到广东以及长江中下游各省游历。1915年回到东兰。护国战争*发后，在家乡招募了一百多名乡友赴贵州参加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任连副。后曾因反对旧军官虐待士兵而被捕入狱，经一位广西同乡营救出狱，并被保送进贵州讲武堂学习，结识**教官卢焘（壮族，时任黔军旅长，后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省长）。讲武堂结业后，被分配到黔军驻重庆某军部任参谋。

五四运动*发后，他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接受新的思想，并以“愤不平”为笔名，宣传革命思想。不久被军部查究，毅然弃职离开旧军队，前往上海、广州等地寻访孙中山。1920年10月在广州参加了广西籍***人马君武组织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任**组副组长，参与推翻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1921年7月，韦拔群随马君武、程潜、居正、胡汉民、汪精卫、罗翼群、何良材、莫鲁和梁烈亚等人一道，由广州乘船经梧州于8月到达南宁。

随后，马君武省长邀请韦拔群出任南丹、东兰县长，推辞不就，于1921年9月回到家乡东兰，秘密组织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及国民自卫军，号召农民起来“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从而成为广西农民 运动先驱。他还组织宣讲团，进行反军阀、反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的宣传。这是他开始革命活动的第一个实践。为了发动受苦深的瑶族群众，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深入到瑶族群众居住的地区，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提出“不给山主抬轿、服役、送礼”等口号，受到瑶胞的热烈欢迎和拥戴。他们纷纷加入农民自治会，表示要跟着他闹革命。

1923年，组织农民自卫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夺取县城，成立了东兰革命委员会，公布四条政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契约，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三打东兰”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史上早的一次武装起义。由于他在家乡闹革命屡遭土豪劣绅的镇压，以致被通缉，1924年8月离开家乡赴广州，1925年1月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被委派为农运特派员，返回广西继续开展农民 运动。1925年5月，回到家乡，广泛进行宣传、发动群众，更加积极地开展农民 运动，组织农会、农军，大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斗争。经宣传发动，农民群众纷纷觉悟，东兰县各区、乡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8月，东兰县农民协会成立，任军事部长。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同年9月，**创办了广西早的农民 运动讲习所，先后在东兰开办三期农讲所，任主任，为右江地区各县培训农运骨干500多人，有力推动了广西农民 运动的迅速发展。

1926年夏秋，中国***为加强对左、右江农民 运动的**，成立了苍梧、镇南、田南三个农运办事处，他先后任田南农运办事处主任兼一路农军总指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后，桂系军阀伙同地方**武装于8月大举进攻东兰，妄图镇压农民 运动。韦拔群亲自率领提前结业的第三届农讲所学员和右江地区的四县农民自卫军迎击敌人，一度围困敌人达一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10月，敌人再次集中兵力进攻农军。韦拔群决定诱敌深入，分段歼敌。他先派一小队把敌人引诱到我军主力设伏的山地，然后充分发挥土*、土地雷的威力，经过11个昼夜战斗，一举击败敌人，使农军威震四方。四一二*****后，他**右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打击敌人。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了农民武装，为红七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26年冬，加入中国***。

1929年出席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广西农民协会副主任委员。12月，参与**百色起义，建立右江苏区，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工农红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1930年3月，韦拔群与邓小平一道在东兰武篆**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1930年10月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11月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时，他奉命负责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同时把二十一师的绝大部分兵力、武器补充给北上的**，仅带领数名警卫员和一个红军番号返回右江地区，留在家乡发动群众，组织扩建**，很快重新组建起红七军二十一师，任师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反击***军的多次“围剿”。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这一年，率红军先后粉碎了桂系军阀对根据地发动的两次“围剿”，保卫和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932年10月19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遭叛徒暗害，不幸牺牲。（注1）

韦拔群在自己开拓的广西山区作战，根据当地山险路隘的特点以及民众有熬硝制火*的传统，在敌军进犯时，便发动群众制造地雷，并设竹钉、石床阵，使进剿军长期不敢深入山区。韦拔群还把**编成十人左右一组的*奸队，神出鬼没地消灭当地大小**头目，使敌占村寨仍被游击队秘密控制。

桂系军长廖磊曾张贴布告：“谁能捉到韦拔群，赏红花（注：指当时的花边货币）七千元！”韦拔群看后一笑，挥笔写下了标语让战士们张贴。廖磊见后气得七窍生烟，原来上面写着――“谁砍得廖磊的狗头，赏红花一个铜板！”此后，为解决经济困难，韦拔群又利用敌人的赏格，派人去诈报称卫士队反叛捉了韦拔群，给钱即可交人。当地民团派人看过后，回说是实，县长便先筹款2000元送到交换地点，结果来人中了埋伏被击毙，钱也全数被夺。桂系军阀哀叹：“赔了夫人又折兵，羞愤不可名状。”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提议为韦拔群等同志的牺牲致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非常怀念韦拔群烈士，他几乎每次见到广西人，都要深切地谈起韦拔群。

1955年，覃应机与张云逸、谢扶民等到广州见毛泽东，毛泽东深情地对他们说：“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好的学生！”

1956年8月，广西民委副主任黄举平率广西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等地参观，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参观团一行时握着黄举平团长的手问：“你是哪里人？”黄举平回答：“我是东兰县的。”毛主席又问：“东兰出了个韦拔群？”黄举平点头回答：“是的。我们都称他为u2018拔哥u2019，他在右江地区威望很高，各族人民对他的印象很深！”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说：“是啊，群众对他很爱戴，可惜他牺牲了！”（注2）

20世纪50年代，一位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都安籍瑶族战士，回家探亲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写了个调查报告呈交毛泽东，当毛泽东批改他的调查报告时，知道他的家乡靠近东兰，便问他：u2018东兰有一个革命先烈叫韦拔群，你知道吗？”那位战士回答：“报告毛主席，我听说过。”毛泽东便对他说：“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过去韦拔群同志就在那里**人民闹革命。后来为革命牺牲了。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注3）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对韦国清说：“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位广西贺县籍的文艺工作者，因工作关系，经常见到毛主席。毛泽东知道她是广西籍后，就问她是否知道韦拔群，并对她说：“韦拔群搞农运很出色，是个好同志。”（注4）

1957年7月20日（至8月6日结束），周恩来曾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对著名历史学家黄现�（壮族）说：“壮族出了个韦拔群，他是人民英雄，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注5）

****原副主席汪东兴于回忆录中曾记载着毛泽东对韦拔群十分怀念的一席话：（1970年8月23日～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国***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8月28日晚上9时，毛主席找了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的韦国清和我（即汪东兴――笔者注）谈话。……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毛主席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韦国清回答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 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他回广西开展群众工作带回几本书，就在东兰县办起了农民 运动讲习所。毛主席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注6）

作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卓越**人的邓小平，对韦拔群更是深深地怀念。1962年12月，邓小平为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写下了这样的题词：“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地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注7）

1981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纪念百色起义52周年的亲笔题词中又写道：“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1999年1月，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广西南宁市南湖公园南岸的李明瑞、韦拔群烈士纪念馆，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被命名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2年8月1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了韦拔群、刘志丹、黄公略、 许继慎、蔡申熙等五人《人民军队早期将领》纪念邮票一套。2006年9月30日，李明瑞、韦拔群烈士纪念馆被国家民委命名为首批27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之一（广西惟一获命名的场所）。

韦拔群，这位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红军将领，开创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绩。对于他，人民共和国一直没有忘记。特别是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第二代国家**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一直对韦拔群念念难忘，予以了深切的怀念和极高的评价。

1932年韦拔群牺牲后，叛徒把韦拔群的头颅送给廖磊。*****派把韦拔群的头颅放在一个玻璃金鱼缸内，用防腐*水泡着，然后相继在东兰、百色、南宁、柳州、梧州等地“示众”。韦拔群头颅在梧州大较场“示众”三天后便不知去向。

1950年，**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为了寻找韦拔群烈士的头颅下落，曾指示有关部门进行深入调查。梧州市文化局根据上级的通知，组织人力，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仔细查访工作。为了获得线索，他们还查阅了大量史料，召开了文史工作者和老工人座谈会。由此初步获得了线索，证实了***时期编写的《东兰痛史》中的记载“韦拔群的头颅后转到梧州，埋于梧州之公园”这一确凿事实。但梧州中山公园范围这么大，到底埋于何处，依然是个谜。后经十年查访，梧州市有关方面的**终于在1961年12月找到了知情人――梧州市园林处退休工人周十五。周十五回忆说：“1933年春的一天，我亲眼看见在大较场示众的人头。人头满脸黑胡须，装在玻璃金鱼缸内，用*水泡着，玻璃金鱼缸放在一把竖立的平梯上面，那时许多人围观，因不识字，我不知是谁的头颅，只听围观群众说，是***的大头目。在一个大风雨过后的早晨，我的一位在梧州中山公园做杂工的老叔李龙，正在公园捡大风吹落的枯枝。朦胧的晨曦中，他看见远处有几个人影，从公园西面山下的小路走上来。前面两人用簸箕抬着那个u2018示众u2018的玻璃金鱼缸，后面跟着一个当官的。当官的一见李龙，大声吆喝道：u2018你是什么人？快给我滚开！滚开！u2018李龙说：u2018我是公园的工人，在扫地。u2018那个当官的盯着李龙上下打量了一番，便未再理睬李龙，干他们自己的事去了。后见这伙人在路边动手挖坑，李龙过去看了看，便对当官的说：u2018老总，埋在这里不好，又是路边，人来人往的。u2018那个当官的听了之后，立即命令两个工人把要挖好的土坑回填了，还堆成一个假坟。他们收拾工具转移到下面的地方又挖了一个坑，草草地把玻璃金鱼缸埋下走了。李龙把自己目睹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我。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我和李龙一起走到公园西坡水池边时，李龙用手指着相距十几步远的山边说：u2018人头就埋在那里。u2018我独自走到那个地方一看，发现是一个坑洼，由于日久雨淋，松土下陷了两寸多深。我在附近随手锄一两筐泥，把坑洼填平了。记得那时在坑洼旁，我看见种有一棵樟木，还有几棵丹竹。”

1961年12月13日，**梧州市委的**和自治区党委的工作组及梧州市文化局的**，在周十五的指引下，来到了梧州中山公园明秀园韦拔群头颅埋葬的地方，开始挖掘工作。第一天，只挖出一些按树根，不见头骨的踪影。往右移一米继续挖，挖了近一米深，发现泥土较松，还出现了一个小*，接着又发现一些玻璃碎片。在场的人随之紧张起来，小心挖掘。挖到一米多深时，终于发现一个脸盆大小的玻璃金鱼缸，里面盛着一个头骨。随行的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把这个难忘的时刻拍成了纪录片，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广西僮（1965年，“僮”改为“壮”）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得知消息后十分重视，立即成立了以广西区公安厅、博物馆、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当天晚上赶到梧州。梧州市公安局和3名外科医生参加了鉴定工作。韦拔群生前战友黄举平、谢扶民提供了韦拔群的年龄、相貌、特征和嘴里左上牙床镶有一枚金牙、额上有*伤等情况。后来，广西医学院在整复韦拔群头骨时发现左额上方有两个弹洞，一弹直穿左耳后部，一弹头尚在骨缝中，头骨牙床有一枚金牙。经科学鉴定，证实个这头骨正是韦拔群烈士的头骨。韦拔群烈士头骨在梧州出士后，**梧州市委派专人把韦拔群头骨护送到广西首府南宁，后又一送到首都北京。梧州市则在中山公园内建了一座纪念馆。

韦拔群头颅埋藏之谜，在广西僮（1965年，“僮”改为“壮”）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大力关心下终于解开了，但韦拔群牺牲后留下的另一个谜尚未解开，这就是2002年建军节，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人民军队早期将领（一）》邮票一套五枚，分别是红军时期的杰出将领黄公略、许继慎、蔡升熙、韦拔群和刘志丹。消息传到右江，老区人民奔走相告。然而，欣喜之余又感到遗憾，原因在于这幅画像与公认的韦拔群画像有较大的差别，老区许多人从中无法辨认出韦拔群烈士。这一画像从何而来？据介绍，这幅画像是国家邮政局委托画家根据韦拔群烈士原有的画像和被害后的断离头像相结合创作而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革命文物管理和党史资料征集、研究被列为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东兰县再次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征集革命文物和党史资料，取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文物和资料，但仍然没有征集到韦拔群生前的照片。1984年7月5日，邕宁县档案馆给东兰县委党史办来函，说他们收集到一张照片，是由百济公社黄肖彭于1929年任龙州县长时拍摄的。照片上的两人当中，有一高个子是谁暂时不明。经调查得知，当时黄肖彭和俞作柏、俞作豫、韦拔群等人很友好，联系密切，照片很可能是黄肖彭和韦拔群的合影。去函时同附有照片，请东兰县委党史办鉴别。

东兰县委党史办接到邕宁县档案馆寄来的双人照后，为核实当中戴黑纱的高个子是否为韦拔群，从当月开始就这张照片进行了一系列的鉴别核实工作。一是派人把这张双人照逐一送给韦拔群烈士的亲属和当年与韦拔群共过事、见过面的老同志等30多人进行鉴别。韦拔群烈士的妹妹韦武月和韦武丁及韦拔群烈士警卫员韦钟文等13人认为戴黑纱的高个子完全像拔哥，其中韦武月和韦武了两位老人看后潸然泪下；另外14人都认为有部分容貌像韦拔群；曾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秘书吴德林等5人则认为完全不像。二是用这张双人照与韦拔群烈士头部相片作对比征求意见，从有关部门找到了韦拔群被害后敌人所拍摄的头部照片，先后在东兰县城和武篆召开座谈会，请革命老人和烈士亲属作比较，多数人仍认为戴黑纱的高个子大部分容貌很像韦拔群。为扩大鉴别核实面东兰县委党史办又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贵阳、南宁等地发函，向韦拔群生前的老战友、红七军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松坚，红七军营指导员黄唤民以及其他有关知情人士了解情况，得到老同志们的热情支持。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的陈丽崧多次给东兰县委党史办写信联系，提供调查情况。

此外，邕宁县档案馆在对这张照片继续进行调查的同时，还于1984年8月23日就韦拔群烈士照片问题给邓小平去信。9月20日，****办公厅给邕宁县档案馆复函，回复关于照片上戴黑纱者是否是韦拔群同志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照片上的人，有点像韦拔群，但认不大清了，韦拔群也未去过龙州，但肯定不是俞作柏、俞作豫。”同年9月4日和10月10日，邕宁县统战部退休老干部、从事县志研究工作的方孙振给东兰县委党史办来信，说到百济公社黄肖彭家乡时，了解到当年跟随黄肖彭现仍健在的两个人，都说黄肖彭于1929年7月间与韦拔群来往密切；同时还了解到，黄肖彭的一个侄子生前曾多次告诉亲属，亲眼看到黄肖彭和韦拔群来往。由于距韦拔群遇难牺牲已有50多年，英雄的容貌完整地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似乎十分困难。东兰县委党史办在多方鉴别核实难于取得完全统一意见的情况下，于1984年10月23日向县委打报告，建议县委提请自治区党委交有关部门对邕宁县档案馆寄来的照片进行技术鉴定，以便作出准确无误的定论。10月25日，东兰县委以兰报[1984]31号文向自治区党委上报《关于要求对韦拔群同志遗照（未定）进行技术鉴定的》。广西党史办对此项工作极为重视，及时把有关照片和材料委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作技术鉴定。该所鉴定后得出的结论是：“该可疑放大头像很难排除不是烈士生前的头像。”为慎重起见，该研究所专家建议广西区党史办把此鉴定意见提交安徽省公安厅技术科、广西公安厅法医部门复核。1985年1月13日，广西党史办致函安徽省公安厅，请求帮助对这张照片进行技术鉴定。1985年3月30日，安徽省公安厅第四处把法医徐文龙3月29日的鉴定意见函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大意为：根据收到的三幅包括韦拔群烈士被害后断离头像、二人合影中高个子像及合影中高个半身放大照片，运用形态观察，按人类学方法，把头部有关测点分别转移到两份透明纸上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为：“所研究的两幅照片面相非常接近。”

东兰县方面从科学技术鉴定的结论中看到了希望，于是组织力量开展更加广泛深人的调查核实工作。1985年，东兰县委党史办陆秀祥、黄语录、黄大伦等，除了在东兰、巴马、凤山再作具体调查外，还到南宁、邕宁、龙州、广州、合肥等地调查。在邕宁县，陆秀祥和黄语录在百济、那楼等地几经辗转，一待就是半个月。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展览馆同时给予了密切配合，有关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翻阅档案，但终未找到确切证据。

对韦拔群这位有影响的党史人物的照片鉴别和确认的意义非同寻常。虽然所掌握的线索皆予以了调查核实，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同样利用了，形态观察、技术鉴定结果似乎对韦拔群的生前相貌明朗化。但鉴于未能确认那张照片上戴黑纱的高个子就是韦拔群，以及双人照片何时何地拍照、拍照的历史背景等证据，因此，有关部门认为还是以原有的。人们所公认的韦拔群画像为准，这样不会影响他的光辉形象，因此韦拔群生前的真实相貌仍是未解之谜。

《拔哥的故事》（上、下集）

拍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

导演：成荫

编 剧：谢夫民、成荫、毛正三、马元杰导演：成荫

上 映：1978年

地 区：中国大陆

颜 色：彩色

类 型：剧情片

片名：《东兰出了个韦拔群》

2009年11月4日，央视七套军事节目播出一部由柳拂桥撰稿的电视文献片《东兰出了个韦拔群》。《东兰出了

个韦拔群》是纪念韦拔群诞辰115周年活动软件建设项目之一。该片2007年11月启动，摄制组两年来分赴全国各地，追寻韦拔群烈士的历史足迹，先后采访了韦拔群生前警卫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人大主任黄荣、韦国清同志的夫人许其倩、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少将等10多名老**和了解相关事迹的人员，梳理历史史实，尽可能收集、整理出大量的珍贵史料。该片几经求证、修改、斟酌，既全面深刻，又重点突出，是权威的反映韦拔群烈士的历史地位、丰功伟绩和革命精神的电视传媒，展示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缅怀韦拔群，发扬其革命精神，具有较强的历史性、艺术性、可视性和感染力。

电影《拔哥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为让人们更详细了解这位革命先烈，“拔哥的故事”再现荧屏。2011年9月1日，记者从大型电视剧《韦拔群》研讨会暨筹拍启动仪式上了解到，该剧未拍先热，已引起央视关注。研讨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广电局、自治区文联、广西电视艺术家协会有关**及区内**专家20多人对《韦拔群》剧本进行了热烈讨论。该剧制片人梁润生介绍，《韦拔群》以“拔哥”**农民革命的全过程为主线，再现他战斗的一生。作为一部主旋律电视剧，该剧打破传统，更加突出传奇色彩，把红色经典和娱乐性融为一体，重塑丰满生动的“拔哥”形象。剧中的“拔哥”不仅是一位革命者，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山歌王，有大量的武打戏份。因此在演员的选择上，不仅要求演技纯熟，能够表现出“拔哥”丰富的内心情感，也要有一身好功夫。据悉，《韦拔群》剧本已修改两稿，基本定型。

《韦拔群评传》

由国际知名民族学家黄现�撰，属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传。1951年，黄现�以“**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副团长身份深入河池、东兰、凤山、巴马、南丹、天峨等县慰问时亲访韦拔群的亲属和部下韦武月、韦武丁、黄美伦、牙美元、韦国英等人之际。尔后，黄现�又多次深入到韦拔群的家乡东兰武篆和韦拔群生前频繁活动地东兰、都安、河池、南丹、天峨、凤山、凌云、巴马、百色、田阳、田东、平果等市县广泛收集资料，经过近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和撰述，终撰成《韦拔群评传》书稿三卷。现经黄现�的双胞儿子甘文杰、甘文豪经过两年多的整理成一卷，2008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90余万字，共分17章，书中收有黄现�生前珍贵手书墨迹1幅以及有关壮族英雄韦拔群革命活动的珍贵图片61幅，前有黄老生前撰写的“自序”一篇，简略叙说了作者于新中国成立后为何把研究重点放在壮族历史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黄鼎凤、吴凌云、韦拔群等人身上的缘由以及作者向韦拔群生前战友张云逸、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甘苦、吴西、黄一平、陆秀轩、黄荣、赵世同、韦国英、廖熙英、牙美元以及韦拔群亲属韦武月、韦武丁、黄美伦等人采访的笔录经历。同时内收黄荣（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梁成业（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第十二届****候补委员等职）、陆地（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自治区作协主席、文联主席等职，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各作代序一篇。豪华版封底有黄现�生前照片一幅。此书出版有豪华版（带盒）和简装版两种。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2009年11月5日，广西河池市东兰县举办韦拔群诞辰115周年纪念活动。

1.参见《**东兰党史人物传略》第14～15页，**东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2003年5月印。

2.参见《**东兰党史人物传略》第14～15页，**东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2003年5月印。

3. 引自《毛主席关怀我广西》，载《广西日报》，1977年9日14日。

4.参见《**东兰党史人物传略》第14～15页，**东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2003年5月印。

5.引自黄现�、甘文杰、甘文豪著《韦拔群评传》第5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6.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4月1日第1版。

7. 引自《回忆韦拔群》书前所载“邓小平题词”，广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革命文物》，1978年第四期。

邓小平与拔哥

1930年4月初，邓小平与韦拔群在东兰初次见面后，俩人在武篆共同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共同创办“东里共耕社”，共同视察红七军勉俄兵工厂和善学野战医院，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历史事实告诉后人，邓小平与韦拔群在魁星楼下的握手，开创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右江土地革命的丰功伟业，在中国革命史上铸造了一座千古不朽的丰碑。为此，为了纪念这两位革命家的历史性会面，2008年12月28日，“邓小平与韦拔群相见魁星楼”铜像在东兰县武篆镇魁星楼广场揭幕。铜像是根据1930年4月5日**红七军前委书记、政委邓小平来到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东兰武篆，向红七军传达**指示，与率部驻扎在这里的红七军前委委员、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相见这一特定历史事实创作构思而成，由世界著名雕塑**曹崇恩教授设计制作，铜像高3.2米

。